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礼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内容，推动中国最终成为文明之邦。王国维《释礼》谓“礼”的本源是“盛玉以奉神人之器”，所以“古者行礼以玉”。礼器是先民在祭祀或其他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先秦时期玉石被视为凝聚山川日月精华之圣物，从而被先民用以制作礼器。20世纪以来，大量考古发现的玉器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和演变，印证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据目前考古资料所知，2015年至2019年，小南山遗址早期墓葬累计出土的120余件玉器成为我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群，不仅将用玉的历史在兴隆洼文化的基础上再次向前追溯，而且提供了东亚地区系统用玉的最早证据，林沄教授称小南山遗址为“中华玉文化灿烂之光”。凌家滩5次发掘出土的大量玉器，让世人为之震惊，其中07M23大墓中300多件陪葬的玉礼器得以完整保存，彰显墓主生前的王族身份和超高地位，玉石器叠压2至6层，勾勒出玉神器、玉礼器体系的雏形。红山文化“唯玉为葬”，所表现出的用不同种类的玉器及其组合表明墓主人身份地位等级的用玉制度，也开了中国玉礼器、玉礼制之先河。贾笑冰研究员认为红山文化中期开始的信仰体系，是后世祭祀礼仪体系及玉礼制的源头，充分表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作为新石器时期南方玉器制作的代表，良渚文化的玉殓葬现象则反映了当时社会意识和精神生活的诸多变化，标志着以琮、璧、钺为代表的玉器开始脱离现实生活，对中国古代礼制的形成以及后世文明影响深远。石峁玉器种类齐全、数量可观，是继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后，与齐家文化、石家河文化鼎足而立的一处重要的史前孕玉中心。其中“藏玉于墙”作为石峁文化极为特殊的现象，即在修建城墙时将玉牙璋、玉钺、玉刀、玉铲等埋在墙根或是嵌入墙体。这种用玉观念和做法，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对城址永固、生活安稳的美好祈愿。山西陶寺遗址和河南二里头遗址与夏代的时间和文化特征基本吻合，出土的玉器佐证了《越绝书》记载的“玉器时代”。

商末至汉初，由于青铜器的大量出现，玉作为礼器的核心地位不再，但这个时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阶段，春秋时期士大夫们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将玉引入儒家哲学思想。孔子提出“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孙庆伟先生将考古实物与文献记载相互对照，认为夏商周三个时期确立了德玉传统，周代则形成以圭、璋、璧为主体的瑞玉系统，以多璜组玉佩和梯形玉牌串饰为主的佩玉系统，以玉覆面为代表的丧玉系统，以寓玉以德为内核的德玉传统。可见到了周代，玉的宗教功能减退，逐渐成为礼制和伦理的载体。按照《周礼》记载，周代的玉礼器主要是“六瑞”和“六器”。唐启翠先生据近年来的出土资料，考证《周礼》所载“圭璧以祀”雏形可能形成于周，但付诸祭祀实践则在秦汉之际，尤其是西汉早期。

汉初至魏晋南北朝，方术文化盛行，西汉统治者认为着玉衣下葬可保尸身不腐，从而召回灵魂。玉衣又称“玉押”“玉匣”，由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死者入葬时使用的“缀玉面幕”和“缀玉衣服”演变而来。我国目前已经出土玉衣的西汉墓葬共有18座，而金缕玉衣墓只有8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河北满城一号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因为统治集团的深信和推崇，玉具有辟邪化吉的功能也成为普通百姓的共识。隋唐至宋元时期，玉器走向民间，功能日渐生活化。宋代以后，玉器鲜少用作礼仪之器，功能日渐世俗化，多作观赏、把玩、装饰、陈列之用，在设计和造型上更凸显审美价值，其商业价值更是剧增，礼仪玉器消失于历史舞台。明清时期玉器多传世而少考古，其造型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动植物均被赋予美好的寓意加之于玉器，“平安无事”“多子多福”“花开并蒂”“福寿绵延”等祈福主题成为主流，并延续至今。

今日追溯礼玉文化，发现周代以后损多益少，至于衰落原因，主要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也在变化。至宋代军事上羸弱，文化上迎来高度发展时期，玉器逐渐世俗化，深植于民间。纵然如此，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是最早学会制造和使用玉器的国家，华夏民族爱玉、崇玉的传统延续至今。以玉通神、以玉礼天、以玉比德等特质彰显中国玉文化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内涵，亦可见玉器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华民族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所以在新时代，我们依然要研究“礼玉文化”的价值与意义，主要着眼于以下3个方面：一是考证礼玉与文明共生互动的关系，推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二是探究“礼玉文化”的源头、定型、流变过程，以此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特征；三是以“玉德”观为主线，揭示中国古代玉器人格化生成的源泉，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

作者：沈薇，系南昌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